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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失的长城 | 在蒙古国寻找“中国长城”

 常住北京的英国人、长城专家威廉•林赛,几年前考察了迷失于蒙古国境内的中国长城。这座鲜为人知的长城终于浮出水面,但它的建造与用途、修复与再利用等等问题也变得扑朔迷离。

撰文:威廉•林赛

摄影:詹姆士•林赛

翻译:经雷

一幅想象出来的画面:13世纪初期,蒙古骑兵进攻西夏。习惯了攻城拔寨,所向披靡的蒙古铁骑在攻打西夏时,这条蟠踞在黑戈壁里的长墙是不是他们遭遇的第一条人造军事工事?

绘图:任超

11岁那年,我在《牛津学生地图集》里看到一张地图上标着“伟大的墙”(长城),从此对中国心生向往。而吸引我到蒙古的则是另一本完全不同的地图集,上面标注了另一堵墙。地图集里的每张地图都用曲折的红色箭头标出了路线,描绘了年复一年的掳掠:一次次的攻击;一个个地征服,抢马匹、抢女人、抢工匠……这就是《成吉思汗地图集》,我迄今见过的唯一一本不以国家或地区为线索的地图,它关心的是一个征服了半个世界的人——成吉思汗。

在这座被当地人称作“有墙的山”上,有一段长墙是由黑色玄武火山岩石建造而成的。它的地理位置大约在中蒙边境以北25公里,隶属蒙古国南戈壁省。墙穿过平坦的黑色戈壁滩,绕道攀上古代火山锥顶,又消失在山的另一侧。

《成吉思汗地图集》中还有一个地方让我格外感兴趣:借助符号、图形和尺度描绘了一道神秘的墙,并标注为“成吉思汗边墙”。在蒙古国家地图上可以看到西北、东北、东南地区以及南部边境都有这种墙,长度总计大约1000公里。这就引出一些疑问:“成吉思汗边墙”的命名是否说明,边墙是成吉思汗授意建造的?四海纵横的蒙古勇士为什么在成为征服者的同时又成了防御者?如果这道长墙是用于防御,又是在防御什么呢?另外,广泛分布的边墙是否属于同一个工程?建造的时间是否有差异?功能是否一样呢?

威廉•林赛在观察一段保存完好的“长城”里的树枝。墙体最高处2.5米左右,里面混杂着很多梭梭木。为了做碳测年的目的,林赛在这段墙体的底部、中部和上部分别抽取了样品。最终碳测年的结果显示,这些样品均出自于公元1042年至1151年期间。

除西北以外,其他部分的边墙都直抵蒙古与中国的边境地带。在另外一张蒙古地图上,它画出了中国境内的墙,标注为“长城”,符号是类似于城垛图案。这些长城虽然在边境地带断开了,但和蒙古境内的“成吉思汗边墙”似乎是相连的,只是后者使用的符号相对圆一些。与“成吉思汗边墙”相连的中国境内的长城是汉长城,许多出版的地图集里或者由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地图都在中蒙边境的中国境内绘有汉代长城,并且一到边境线就嘎然而止了,也没有多做解释。我有一个假设:边境线两边的墙,中国境内的汉长城和蒙古境内的成吉思汗边墙其实就是同一个建筑。如果真是这样,就意味着过去两千年里成吉思汗边墙一直随着边境线的变更,而改变其归属。那么,我这个“拼图理论”能否被证实?还有,它和中国境内汉代长城有什么近似或不同的地方?

出版于1584年的中国地图局部,由比利时安特卫普市的制图员阿伯拉罕•奥特留斯绘制。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建造于戈壁滩南部明长城的经典地段,以及和这座建筑用来对付的敌人——北方游牧民族。

供图:威廉•林赛

我下定决心,有朝一日一定要去蒙古寻找这个成吉思汗边墙,弄清它的来历和用途。我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蒙古是个辽阔而空旷的地方;二是最有可能显露端倪的那段墙离中蒙边境很近。为了缩小搜索范围,我请查林在他出差期间帮我留意这个边墙。他是在一位曾任蒙古环境部长的官员当选总统后被任命为顾问的,具体负责和西方媒体沟通。后来查林结识了蒙古著名的地理学家、沙漠化专家图德文•拔桑。此时此刻他正坐在领头的那辆“陆地巡洋舰”里,带着我们行驶在只有两道车辙、“所谓”的道路上。我们的探险开始了。领头的“陆地巡洋舰”停了下来。拔桑下车笑眯眯地向我走来。“成吉思汗路到了!”他宣布。在刺眼的正午阳光下,我能看到的遗迹只是一根几乎无法分辨的线条。

汉长城的迷雾

长城在历史中扮演了不容忽视的角色,尤其是东起鸭绿江,西至新疆的汉长城。在今天各类出版的中国地图集里,汉长城绘至中蒙边境处便是空白。2011年8月,英国人威廉•林赛一行,在蒙古国考察了这片区域,他认为这是中国地图上缺失的那段汉长城。

制图:孙长泉

沿着与之平行的道路向前行驶几分钟后,墙的高度就已经升到了1米以上。偶尔可以看到巨石、树枝、甚至圆木。为了更进一步地观察,我让车队停了下来,步行前进。天气很热,阳光刺眼,但我心里还是有抑制不住的激动,因为我不是在中国境内,而是在中国境外的一座古老的墙旁。

 

几个中国游客正在成吉思汗塑像前合影留念。据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不锈钢塑像,高40米,用材250吨。成吉思汗骑在战马上,马蹄下面是一个博物馆。从马身向上有一个楼梯,走到楼梯顶头,就是位于马的头部的一个平台,供人合影留念。整个设施建成于2008年,距离蒙古首都乌兰巴托50公里。

向西才走了几百米就遇见令我们大吃一惊的情况:这里的墙已经有2米多高了,每一段能有100多米长,就算没有任何专业知识的普通人也能想象这是多么壮观的景象。不过最惊人的是,这段墙和相距甚远的中国甘肃敦煌一带的汉长城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无论从高度、现存的长度看都是这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两者所使用的木材:西汉长城使用了芦苇和红柳,而眼前这堵墙上的树枝,既不是芦苇也不是红柳,而是梭梭木。

出土于长城两侧的国家的文物:匈奴的青铜鎏金帯饰

摄影:王牧

出土于长城两侧的国家的文物:鹿纹青铜帯饰

摄影:王牧

激动之余,我们已经违背了此前约定,在和蒙古边防军人恩赫巴亚尔上尉会面并提出申请之前就勘察了建筑。我们原路返回到大约1公里开外的那段保存良好的墙。在午后阳光的照射下,色彩更加柔和并且阴影显得更大,这时候才能更好地欣赏和记录边墙真实的长度、形态纹理、截面式样和天然色彩。我用脚步丈量了330步,大约是350米。在西侧,一个小缺口的另一端,可以看到颜色、高度、形状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剩下的已经只是一个很矮的土坡状的东西,由松软的材料构成,另外还有些散乱的碎石。在另一个方向,边墙在洪水经过的地方被猛然截断,在另一边形成了一个冲积平原后,边墙继续向东延伸,只是高度上降低了。

出土于长城两侧的国家的文物:元朝的公务出行令牌

摄影:杜宗军

出土于长城两侧的国家的文物:八思巴文金圣旨牌

摄影:刘兆明

落日余晖下,建筑变成了黄色,然后是发红的金色。越来越明显的一点是,在这段保存状况较好的区域有大量的梭梭枝,我们还进一步发现了一个特殊的东西:一种非常红的黏合土。在我面前矗立着一段罕见边墙,它和中国甘肃用芦苇、红柳修筑的城墙非常相似,它是用红土和梭梭枝筑成的。

出土于长城两侧的国家的文物:西夏的铜牌

摄影:董宏征

出土于长城两侧的国家的文物:文铜印

摄影:董宏征

第二天,为了省油,我们仅用一辆空载的轻型车向西进发。我们目的地是恩赫巴亚尔上尉的边防站,这一路大部分是和“成吉思汗路”重叠的。今天的能见度不错,可以看到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有一些黑魆魆的山。路况也很好。我们一路疾驶,眼睛一直盯着边墙,偶尔能看到一些轻微的破损。高度和视野都在改善,土垛越来越高,有时被石头覆盖着。

出土于长城两侧的国家的文物:金剔指

摄影:董宏征

出土于长城两侧的国家的文物:文铜削刀

摄影:董宏征

继续向西行驶,灰暗的前方很快显出一座山的模糊轮廓。拔桑拿出一张新地图,我们来到另一片土黄色的世界了。一道阳光若即若离地落在阴暗、孤寂的山上,还有蜿蜒伸向山顶的边墙。拔桑指着他那张看上去什么也没有的地图上的一组同心等高线,口中念着“Khermiin Undur Uul”,娜奥米翻译道:“我父亲说这里是一座有墙的山。”

这是11世纪中后期,西夏人在今蒙古国境内戈壁滩上修复长墙的想象图。这次威廉•林赛考察后得出的可能性结论:这个防御工事是由泥土和新鲜的梭梭木混合建造的,原始高度大约4米左右,西夏用来抵御在成吉思汗统领下日渐强大的北方游牧部落的威胁。

绘图:任超

实际上的路途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远,我们开了整整20分钟才来到一个陡峭的斜坡边。这是沙海中的一座黑色的火山岩岛,泥土建成的边墙到这里后立即在形状和样式上发生改变,建造者使用从火山坡上取得的火山岩块。墙曲折蜿蜒,在光秃秃的灰色山坡显得格外显眼,就像山顶的火山口流淌出的湍急漩涡。

恩赫巴亚尔是蒙古国边防军军官,他检查完威廉•林赛的探险考察通行证之后,还要为这次行程100公里“成吉思汗墙”考察工作保驾护航。他的边防哨所位于中蒙边境的黑色戈壁滩的心脏。这里夏季40摄氏度,隆冬零下28摄氏度。

我们沿着墙大踏步地走着,越走越高,俯瞰无尽沙漠的视野也越来越好,建造者费尽心思把墙修建在山上,显然只是出于一个目的:获得一个可以将周边土地一览无余的制高点。在我看来,这些墙的布局进一步支持了它属于汉代修筑的防御性建筑的论调。

蒙古人对“成吉思汗墙”的修筑原因的解释是:为了阻止当地宝贵的狩猎资源蒙古瞪羚的大规模迁移。这是中蒙边境上惊恐万状的蒙古瞪羚。每年的11月底开始,将有数万黄羊从蒙古国越境来到中国越冬。

摄影:于凤琴

登高望远,此次边墙之旅启发了长城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另一面的视角。墙有两面,看到什么,取决于你站在哪里。对于这个边墙,我直觉认为我们发现的是两段奇迹般保存状况良好的中国汉长城,在那份长长的建筑材料清单里,我们加进了此前不了解的梭梭木。我们打算下山后跟进的,是在山的另一面的一段边墙——这是我所见过的石块砌成的汉长城中保存最好的。那段墙很罕见,但更闻所未闻的是长达数百公里、没有烽燧、好像刚建成一半就被建造者遗弃的那一段长城。

 

这部分墙体断断续续,最高处约2.5米,由泥土和梭梭木树枝混合建成。它的地理位置大约在离中蒙边境线以北40公里处,位于蒙古国南戈壁省。这座建筑被威廉•林赛认为是中国汉长城在中国境外的延续部分,后来在公元1042至1151年期间为西夏人所重修和使用。

起风了,能见度再次开始下降。可视半径在几分钟之内就变得只有几公里,令人目瞪口呆。我们拉紧帽子集合到一起,在翻滚的沙尘中拍了最后几张合影,然后小心翼翼地踩着尖利的石头下山,向那辆几乎就要消失在迷雾中的“陆地巡洋舰”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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