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江苏文化在全国的地位与影响

文/晋文 统筹/张瑾

编者按：

“秦汉时期，江苏的地域文化空前繁荣，在诸多方面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从狭义的精神文化或观念文化来看，西汉前期的江苏文化有一个楚文化与秦文化交融而成为主流文化的过程，在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后，最终与其他地域文化共同构成了以经学为核心的汉文化。”

以史为据，溯源徐州汉文化的形成，纵论南北，提炼秦汉时期江苏文化重要特征和基本精神，且看徐州籍学者最新论述。

秦汉江苏文化的历史考察：

徐州是汉文化的主要发祥地

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皇帝制度，中国历史进入了大一统的帝制时期。为巩固统一，秦始皇采取“书同文，行同伦”的文化政策。虽然秦文化成为主流文化，但楚文化、齐鲁文化和中原文化等仍有很大影响。

当时的江苏文化主要是楚文化。据司马迁记载，秦及汉初有西楚、东楚和南楚的地域划分。《史记·货殖列传》：“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

尽管对于“西楚”的认识学界尚存在争议，但那时的江苏地域分属“西楚”和“东楚”却毋庸置疑。

由于平原、滨海、水资源的丰富，在江苏人民的辛勤劳动和创造下，自战国以来江苏就是全国的经济发达地区。秦汉之际，这里人文荟萃的楚文化与占据统治地位的秦文化以及其他地域文化相互碰撞融合，得到进一步发展。

秦文化的主流实际是法家的功利思想，并以征服者的姿态俯视中原文化、齐鲁文化和楚文化等。楚文化在反秦斗争中始终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所谓“东南有天子气”，便充分体现出楚人的反秦意愿，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则反映了楚人终将战胜秦王朝的决心，楚地的大泽乡（今安徽宿州）更是陈胜吴广起义的发源地。

尤其江苏，不论苏南还是苏北，都是反秦斗争无可争议的中心地区。项梁和项羽叔侄是下相（今江苏宿迁）人，他们在会稽郡治吴县（今江苏苏州）起兵，率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北上，先后建立了楚国政权、击败了秦军主力，为最终推翻秦王朝奠定了基础。而攻入咸阳、率先灭秦的沛公刘邦，则是沛郡丰邑（今江苏丰县）中阳里人。

秦朝被推翻后，楚军统帅项羽自封为“西楚霸王”，定都于经济文化发达的彭城（今江苏徐州）。同时，项羽还分封了汉王刘邦等十八个诸侯王。此后楚汉之争，前后接近五年，以项王失败、汉王建立汉朝而告终。

西汉建立后，以高祖刘邦为代表的君臣力反秦弊，实行“无为而治”的黄老政治。然后萧规曹随，一直到武帝即位，西汉王朝都始终把黄老学说奉为指导思想。

所谓“黄老”，“老”为老子，“黄”指黄帝，是一种托名于黄帝和老子立言的政治学说。根据传世及出土文献，黄老学说核心可以用“刑德并用”来概括，主张清静自然，不采取极端的暴力统治。

这说明西汉前期的主流思想是以楚文化的道家思想来改造秦文化的法家思想，并将二者相互结合起来而形成的汉文化。由此即可推论，江苏徐州是汉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亦表明江苏等地的楚文化已经实现了由地域文化向主流文化的转变。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以儒学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逐渐定型，但并不意味仅有齐鲁文化成为汉王朝的主流文化，这从西汉前期儒学的自我改造便可以得到印证。其中最重要的改造者，是陆贾、贾谊和董仲舒，他们都并非山东人。陆贾是汉初楚人，在理论上可谓汉代新儒学的开创者。他对儒家思想的改造是采撷了道家的“无为”学说，主张治国贵在清净自然。

在楚文化被汉文化取代后，江苏的地域文化就是狭义的汉文化，既有特指徐州地区的汉文化，又有苏中地区的广陵文化（扬泰文化）和苏南地区的吴文化等，其中汉文化是指以徐州为中心的地域文化，既有涵盖全国的汉文化的共性，又有本地区的文化个性。

总之，秦汉时期江苏文化的传承首先是秦文化与楚文化的融合，然后是广义汉文化的形成。在西汉建立后，江苏的汉文化既泛指两汉时期的江苏文化，亦特指两汉及两汉以后江苏徐州的地域文化。

秦汉江苏文化的主要特征：

北高南低、交融多元、水文化浓厚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秦汉时期的江苏文化有以下3个主要特征：

首先，从总的文化成就和发展水平来看，秦汉时期的江苏文化呈现北高南低的样貌。

在唐宋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之前，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的北方经济和文化曾长期走在其他地区的前面。在地理上广义的苏北属于淮河流域，其淮北地区与黄河流域交汇，其淮南地区与长江流域交汇。因而苏北的经济文化既可以和黄河流域一比高低，又可以成为引领江苏乃至其他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龙头，这是就特定的秦汉时期而言。

总体来说，当时的苏北经济文化发展高于苏南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根据宋林飞主编《江苏历代名人词典》，秦汉时期的江苏本土名人共计46人。即便放宽标准，把汉末三国分别算，苏南地区也仅有6人。

比如军事，以项梁、项羽为首的江东军事集团虽然有许多苏南人，但统帅和主要将领都是苏北人；而以刘邦为首的丰沛军事集团则大多是苏北人。

至于文学，项羽的《垓下歌》和刘邦的《大风歌》亦引领了一代风气，彭城人韦孟的《讽谏诗》则开了两汉四言诗之先，还有在苏北推广佛教的楚王刘英和创立天师道的苏北人张道陵等。

其次，从相互交往和人群流动来看，秦汉时期的江苏文化具有更为突出的交融性和多元性。

江苏地处长江两岸的东部，而长江是中国南北文化的交汇点。这就决定了秦汉时期的江苏文化具有东部沿海地区南北荟萃的特点。无论是北部，还是中部，抑或南部，其南北交融的文化特点都得到了体现。

比如苏北，南与江淮地域接壤，北与黄淮地域接壤，因而文化之中既有黄河以南的文化要素，又有淮河以南的文化要素，还有一些长江以南的文化要素。

以徐州为例，徐州与鲁西南、豫东和皖北接壤，是战国秦汉时期苏鲁豫皖边界地区的中心城市，其风俗习惯有很多的共同性。徐州还与连云港、宿迁接壤，而连云港又与盐城接壤，宿迁与淮安、扬州接壤，徐州和这些地区的文化也都是相互影响、取长补短的。

再如苏南，北与江淮地域接壤，南与浙江地区接壤，因而文化之中既有长江、淮河乃至黄河以北的文化要素，又有浙江以北的文化要素，还有一些浙江以南的文化要素。

以苏州为例，苏州文化也是南北交融，在风俗习惯上与无锡、常州、上海、嘉兴、湖州有很多的共同性，苏南地区还多次大量接纳来自关东地区的移民。

当然，鉴于徐州和苏州在地理位置上一个偏北、一个偏南，这决定了北方文化在徐州文化的南北融汇中居于主导地位，南方文化在苏州文化的南北融汇中则居于主导地位。

第三，从中国传统的山水文化来看，秦汉时期的江苏文化体现出特别浓厚的水文化特点。

孔子曾就山水文化的区别精辟指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他的论述实际反映了对家乡的钟爱与自豪。无论鲁国、齐国，其境内也都有名山大川，泰山、黄河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而老子则明显不同，所创立的道家学派强调以柔克刚、以弱胜强和后发制人，故提出“上善若水”的主张——“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秦汉时期的江苏拥有全国最丰富的江河湖海资源。以苏北为例，这里是辽阔的黄淮平原，由黄河、淮河及其支流的冲积平原和洪泽湖盆地组成，其水源充足，既有旱作农业，又有稻作农业，还有渔业，是秦汉时期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据相关统计，今江苏地区“有大小河流2900多条，湖荡200多处”，以水为主要内容的江苏文化在秦汉时期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比如运河文化、船文化、桥文化、盐文化、米文化、鱼文化等。

秦汉江苏文化的基本精神：

刚健自强、宽厚包容、爱国如家、崇文重教

所谓“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被人们公认的精粹思想和传统。作为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江苏文化的基本精神既是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在江苏和相关地域的独特展现，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刚健自强，即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传统。这既是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也是一种处理各种事务最基本的原则。

刚健自强精神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富有“日新”“革新”的观念，并普遍为人们所接受。以秦汉时期的江苏为例，在秦王朝的残暴统治下，包括江苏民众在内的楚人率先发出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吼声，并通过反复拼搏最终使“革命”取得了成功。

与“日新”“革新”的观念相适应，中国文化在许多方面都有着重大发明和创造，比如汉文化的崛起，比如项羽和刘邦为代表的军事文化，比如发达的科学技术，还有经学、教育、文学、艺术上的诸多成就和道教的创立等。

二是宽厚包容，即厚德宽容、兼收并蓄的传统。这是一种有容乃大的精粹思想，并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宽广和博大胸怀。比如张良，下邳（今江苏睢宁）老人黄石曾特别以度量大小来考验他，《史记·留侯世家》记有圯桥纳履的故事。

宽厚包容精神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强调“和而不同”的观念。若引申到具体事务之中，则要求同僚之间应做到相互尊重和包容。特别是身居高位者，更要有这种宽容厚道的美德。丰沛人萧何与曹参，就是两位作出表率的重臣。《汉书·循吏传》云：汉兴之初，反秦之敝，与民休息，凡事简易，禁罔疏阔，而相国萧、曹以宽厚清静为天下帅，民作“画一”之歌。

另一方面，要各司其职也意味着每一个局部的作用是有大小的，每一个局部都要正确对待自己的定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此乃“和而不同”的另外一层含义。以西汉时期的移民为例，江苏文化的开放性便凸显出对外来文化的宽厚与包容。

三是爱国如家。关心国家安危，维护民族尊严，为了救国、卫国和报国而英勇献身的精神，始终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在是否对匈奴战争的问题上，大将沛人樊哙和中郎将楚人季布都各抒己见，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尽管他们的主张看起来截然对立，但言辞之中都饱含家国情怀却毋庸置疑。

另一方面，在爱国精神的强烈鼓舞下，秦汉时期的江苏地区也英雄辈出，使江苏文化富有英雄主义的气魄。以苏北为例，项梁、项羽、刘邦、韩信、曹参、周勃、王陵、樊哙、陈婴、钟离昧和季布等，就是秦汉之际的英雄群体。项羽《垓下歌》中的“力拔山兮气盖世”，刘邦《大风歌》中的“威加海内兮归故乡”，更唱出了楚汉雄风的最强音。

四是崇文重教。崇尚文化、重视教育，是中华民族历久不衰的一个优秀传统。就江苏地区而言，秦汉时期的崇文重教观念已相当普遍。无论是苏北的私学传授，还是苏南的私学传授，秦汉时期都有比较强大的基础教育体系，经济文化发达的彭城地区则应当更多。

至于更高层次的私学，在秦至西汉前期也都有一些记录。

如《汉书·楚元王传》：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书，多材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

从刘交和申公都年龄较小来看，以及穆生、白生和申公都是鲁西南人，浮丘伯的教学地点很可能就在苏鲁交界地区。

总体来说，苏南地区的私学要少于苏北地区，并大多集中在苏州地区，但和江苏以外的多数地区相比却显然并不逊色，无非苏北地区更加发达而已。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苏南地区的私学便逐渐增多，加之在太学或外地学成归来的名师，至东汉时期已基本达到苏北地区的水平。

从某种意义上说，江苏自古以来均为经济文化的发达地区，崇文重教的传统是最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