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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诗人告诉你怎样才是真诗人

时间:2017-07-16 15:54:51   来源: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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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国学正典

作者  陈永正

 

獨抱詩心 /  詩歌之解讀與創作

陈永正

 學者、詩人應具詩心

解詩之難,有“主”與“客”兩因素。所謂“客”,是指學者自身所具的客觀條件。所謂“主”,是指對詩歌文本的主觀理解。理解,是注釋的首要之義。如陳寅恪《讀哀江南賦》所云“其所感之較深者,其所通解亦必較多”,這種感受能力,既源於天賦,亦有賴於後天的勤勉,志存高雅,博覽玄思,方得養成。顧隨《駝庵詩話》謂“人可以不作詩,但不可無詩心,此不僅與文學修養有關,與人格修養也有關係。” 不少專家教授,極其聰明,讀書也多,自身所具的條件似乎甚好,但偏偏就缺乏“詩心”,對詩歌不敏感,無法領悟獨特的詩性語言,無法判斷其文字的優劣美惡,可稱之爲“詩盲”,而這些缺乏想象力的飽學之士偏偏又去研究、注釋詩歌,強作解人,其效果可想而知矣。這真是既無奈又難以說得清楚的問題,可爲知者道,難爲外人言。

鄭樵《通志略序》云:“詩者,人心之樂也。”詩人作詩,首先是“道己一人之心”,但還要“言一國之事”,以“總天下之心”(《毛詩序》孔穎達正義),是以詩心既在方寸之間,亦在普天之下;既有私人之情,亦兼众人之意。顧隨謂“詩人尚應有‘詩心’。‘詩心’二字含義甚寬,如科學家之謂宇宙,佛家之謂道。”陳義過高,於我輩常人則未易理解。詩心,是詩人應有之心,既有一生之心,又有即時之心。一生之心的形成,固然與其時代環境、學識閱歷有關,更重要的是詩人的“天性”,哀樂過人,獨特的氣質、性格、感情是與生俱來的,與胁煌摹<磿r之心,指創作時萌發的詩心。感發興起,偶有所觸,偶有所感,不得不發。一生之心,或約略有迹可尋,即時之心,包括偶現的契機、突如其來的靈感等,均遊離於語言藻繪之外,要眇精微,實難以揣測,更非筆墨所能表達。詩法,是指詩人創作的技法,詩法多端,如章法、句法、字法、用典、煉意,比喻、點化等。不少詩人,特別是生活在惡劣的歷史環境、政治氣候中的詩人,在文字獄的恐懼中,爲避禍計,尤好哂锰厥獾募挤ǎ桃獍言娭茧[藏起來,使讀者難窺真相;或用《春秋》曲筆,暗寓褒貶,更有待索隱發微。總的說來,作者的詩心是遊離在可知與不可知之間,學詩者須力求其可知而回避其不可知,不知而不知,是可知矣,毋須求得全璧。

周汝昌《千秋一寸心》自序云:“讀詩說詩,要懂字音字義,要懂格律音節,要懂文化典故,要懂歷史環境,更要懂中華民族的詩性、詩心、詩境、詩音。”即使上述種種條件俱已具備,說詩也未必能盡如人意。陳寅恪《柳如是別傳》第一章引錢謙益《復遵王書》云:“居恆妄想,願得一明眼人,爲我代下注腳,發皇心曲,以俟百世。今不意近得之於足下。”陳氏案云:“然則牧齋所屬望於遵王者甚厚。今觀遵王之注,則殊有負牧齋矣。”錢曾與錢謙益份屬宗親,過從甚密,頗得心傳,能文擅詩,學殖深厚,本是解詩的最佳人選,康熙十四年寒食夜,錢曾夢見牧齋以詩箋疑句相詢,大爲悲慟。(見錢曾《判春集·寒食行》自注)注家心中有疑,故形諸魂夢。遵王實不欲有負於牧齋,其注亦已盡心盡力,尚未能愜意,可見注家之難得。
 
探求詩人之詩心
陸機《文賦序》云:“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讀詩,須得詩人用心,解詩,更須探求詩人之用心所在。
 
測詩心要具備之條件
陸游《跋柳書蘇夫人墓志》云:“近世注杜詩者數十家,無一字一義可取。蓋欲注杜詩,須去少陵地位不大遠,乃可下語。不然,則勿注可也。今諸家徒欲以口耳之學,揣摩得之,可乎?”所謂“地位”,不是指個人的身分、職位,而是指詩人的思想、人格以及其藝術所達到的高度,猶克羅齊所說的“你要了解但丁,必須達到但丁的水平”。此論似屬苛求,但學詩者在這些方面若未能達到一定的水準,則在精神上無法與詩人相通,更談不上測其詩心、明其詩法了。
歷代傳世的詩歌,泰半爲士大夫所作,由於其身分特殊,其作品比起底層讀書人之作較易留存,而這些貴族士大夫的生活,今人不易了解,而其文化精神及審美意識更是難知,古人通過寫詩,以追求人格的自我完善,是以學詩者須提高素養,盡可能在精神上靠攏古人,理解其高貴的靈魂、高尚的品質、高潔的胸襟、高雅的情趣,努力去探明其詩心。葉燮《原詩·內篇》云:“有是胸襟以爲基,而後可以爲詩文。不然,雖日誦萬言,吟千首,浮響膚辭,不從中出,如剪綵之花,根蒂旣無,生意自絕,何異乎憑虛而作室也!”“可以爲詩文”之“爲”字改作“解”字,則極切上文之意。學詩者得詩心,猶探驪得珠;不得詩心,則買櫝還珠矣。
真正的詩人,具有其獨特的詩人氣質,是進取的狂者,也是頽放的癡人;既有淑世情懷,而又遺世獨立;不守故常,多疑善變;有著極其敏銳的心理感受,更葆有純真的童心。要解釋這些詩人詩作,真如魯迅所譏的“近乎說夢”。陶淵明《讀史述九章》之“屈賈”,就說到屈原、賈誼,“逢世多疑”,屈原《卜居》亦自言“余有所疑”。多疑,實是二賢的本性。在普通人看來,詩人似乎都是有精神問題的畸人,黃庭堅就曾說詞人晏幾道個性“癡絕”。注家多是受過嚴格的理性知識訓練的學者,邏輯思維特强,是比普通人更正常的人,以正常人的思維去“逆” 畸人的詩,無異於爲“癡人”解夢。
有些詩人,縱情酗酒,迹近顛狂,畢生處於半醉半醒、半夢半醒的迷亂狀態之中,他們那些“無理而妙”的詩語,夢境般的模糊,在正常人看來,是不合理的,邏輯混亂的,不通的,不知所謂的。而在“狂者”、“癡人”眼中,常人均是愚夫,以愚夫之意,去“逆” 狂者癡人之志,欲得其本來就不清不楚的“實義”,以致佳詩盡成死句。如王國維所說的“詩人之境界”,是與“常人之境界”格格不入的。假如注家也是詩人,其注詩當別有會心之處,但也帶來另一個問題,就是詩人强烈的個性,偏激的觀點,會造成理障,失去公心,妨礙其作出正確的判斷。是以注家既要融入個人感情,又要冷靜和克制,避免被一己之情所左右。

詞心,比詩心更難以捉摸。
徐晉如云:“惟有深刻領略絕望的滋味的人,纔是真詞人,纔是有詞心的詞人。”(《長相思——與唐宋詞人的十三場約會 》)而今芸芸猩械膶W詩者,學問不斷增長,職稱也愈評愈高,正滿懷理想與希望,要領略詞人那“絕望的滋味”,恐怕更是難上加難了。
近人黃節《鮑參軍詩補注序》云:“鮑詩之注,蓋有二難”,一爲“文字之譌異”;一爲“注者第求典實,無與詩心,隱志不彰,概爲藻語”。黃氏所指的二難,一是版本、校勘上之難,二是求“詩心”之難,後者纔是二難中最難的。讀詩與解詩,均是解釋詩歌的過程,解釋詩歌,須重建詩創作時的語境。除了縝密的考證外,解釋者還必須具備詩心及想象力。詩心,既是指注者之心,對詩情、詩意的敏感與領悟;更是謂作詩之心,通過對詩歌的吟誦、覃思,體會詩人作詩時的心志、興寄所在,以及所使用的藝術技巧等等。詩,是詩人生命的最高層次的表現;詩心,是詩人心志中的精華。要瞭解古人的詩心,就需要在心靈上“感通”。北宋理學家楊時《餘杭所聞》載其教羅從彥讀書之法:“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某所自爲者如此。”《寄翁好德其一》又云:“夫至道之歸,固非筆舌能盡也。要以身體之,心驗之,雍容自盡於燕閒靜一之中,默而識之,兼忘於書言意象之表,則庶乎其至矣。反是,皆口耳誦數之學也。嗚呼!道無傳久矣。”這也可理解爲讀詩之法。今人瞬間之頓悟與古人偶發之靈感遙相呼應,在“超然自得”的境界中,“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默會詩人的內心世界。
錢謙益《馮定遠詩序》云:“古之爲詩者,必有獨立之性,旁出之情,偏詣之學,輪囷偪塞,偃蹇排奡,人不能解而己不自喻者,然後其人始能爲詩,而爲之必工。”錢氏所謂“人不能解而己不自喻”者,既是詩人之心,亦是詩人之詩。性格愈是獨特的詩人,感情亦異常穠摰執著,其詩就愈是費解,即所謂“深人無溦Z”者。如李商隱《迳芬活惖脑姡嘈牌鹱髡哽毒旁拢参幢啬芮迩宄卣f明自己的“元意”。如上文所說,詩人是敏感的,多變的,神經不穩定甚至不正常,衹有詩,纔能收納他那泛濫而無所依歸的感情。學者們以其堅實的邏輯思維去理解詩人及其詩作,恐怕是極不容易的,馮班《鈍吟雜錄》云:“宋人詩逐字逐句講不得,須另具一副心眼,方知他好處。”何止宋人詩,各代詩亦復如是,“另具一副心眼”,可理解爲學詩者須擺脫一己常人之心,轉換成詩人特異之心。先要“忘我”,纔能進而求古詩人之心。可是人生在世,對他人,包括自己的親人、朋友,都無法完全了解,何況間隔了幾個世代的古人呢,更何況是深微旨義的古人之詩呢。今人與古人的思想、感情、言行、生活習慣、處事方式等等,都有很大的距離,要正確理解詩意,先要盡可能設身處地去理解古人,特別是去理解詩人那種獨立之性,旁出之情。

以上所舉的多是古人的論述,以說明解詩之難,而當代人注古人詩,比前人解詩更多一重難處,那就是難以逾越的時代差距。近百年,中國發生了亙古未有的大變局,整個社會環境,語言環境都有了質的變化,今人要進入古代的詩境,理解古人的詩心,比百年前的人困難得多。一些古人習知的史實,常用的典故,對今人來說,已顯得陌生和艱深,經史子集中的名著,當代學者已不能盡讀,更不用說成誦了。這就是時人的注本中出現大量的常識性錯誤的主要原因。注釋古代詩歌,應有歷史感,力圖以古人的眼光去看古人,以詩人的眼光去看詩歌。衹有置身於古代詩人的語境中,纔有可能較爲正確、全面地理解古代詩歌。纔能做好注釋工作。所以,設身處地四字,是注釋的要素。
《文心雕龍·知音》云:“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知音難得,詩人自己也深知,是以杜甫在歎息:“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南征》)今之人欲作古人知音,亦针y矣。然而,劉氏又云:“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世遠莫見其面,覘文輒見其心。豈成篇之足深,患識照之自湺7蛑驹谏剿俦砥淝椋瑳r形之筆端,理將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了則形無不分,心敏則理無不達。”今人若能深於識照,顯幽達理,雖不能起古人於九原之下面晤,亦有望作古人之異代知音,超越時空而與詩人作心靈對話,然周裕鍇又云:“任何希望超越千百年之上的時空距離,身歷其世,面接其人,而與作者的自我合而爲一的理想,都衹是一個虛幻的夢。”是以注釋家陷於兩難之中,既要領會詩人當日的詩心,又知道難以真正的“思接千載”,能做到的衹是孟子所謂“盡心”而已。每個人的知識都是有限的,思想都是有限的,學詩者衹能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將心比心,盡可能親近古人,契合古人。《四庫全書總目》陳經《尚書詳解》提要曰:“《自序》稱今日語諸友以讀此書之法,當以古人之心求古人之書,吾心與是書相契而無間。”讀者要體會詩人之心,不應以今人的思想去衡量古人、要求古人。
人心有真僞,而詩亦有真僞,學詩者須雙目如電,洞察其心靈之至幽至遠處。《抱朴子·應嘲》主張文字應“心口相契”,批評“違情曲筆,錯濫真僞”者;《文心雕龍·情采》亦反對“爲文造情”,認爲“言與志反,文豈足徵”。言爲心聲,詩人爲詩,亦當爲個人精神世界之真實寫照,然而亦有如元好問所云“心畫心聲總失真”者,顧炎武《日知錄·文辭欺人》亦云:“人情彌巧,文而不慙。固有朝賦《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詩人以文辭欺人,苟就其言而取之,則易爲所欺。學詩者欲求詩之本意,自當燭其本心。顧氏又云:“世有知言者出焉。則其人之真僞,即以其言辨之,而卒莫能逃也。《黍離》之大夫,始而‘搖搖’,中而‘如噎’,既而‘如醉’,無可奈何,而付之蒼天者,真也。汨羅之宗臣,言之重,辭之復,心煩意亂,而其詞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於世,而感憤之懷,有時不能自止,而微見其情者,真也。其汲汲於自表暴而爲言者,僞也。”顧氏舉出《黍離》之大夫、屈原、陶潛以爲情之真者,舉出謝靈摺⑼蹙S爲情之僞者。這種真僞之別極爲微妙,然解詩者不可不察。
亦有懷著各種目的而製作僞詩者。或爲掩蓋歷史真相而有意作僞,或應時應命違背良心而作僞,或不知羞恥趨炎附勢而作僞;亦有倒填歲月者,或爲表示自己洞燭先機而以事後之補作冒充舊作,或爲證明自己是天縱之才而以新作冒充少作;而最甚者則竊他人之作爲己作。如此種種,則非真詩人所爲,雖不足以細論之,然解詩者亦不可不察。
古人言詩,常把詩品與人品相提並論,認爲人心術之諆^,均可自其詩中察見。楊維楨《趙氏詩錄序》謂“評詩之品無異人品”,劉熙載《藝概·詩概》亦謂“詩品出於人品”。 龔自珍《書湯海秋詩集後》甚至認爲“詩與人爲一,人外無詩,詩外無人”。詩以人見,人以詩見,大抵如是。詩人畢竟是詩人,既能爲文而造境,亦可以爲文而造情,既可以誇張其長處,又需要掩飾其缺點。言爲心聲,詩者,美言也,詩爲最美之心聲,詩人總要在詩中把自己認爲最美好的東西呈現出來。真中或有僞,僞中也有真,實在不易判別。嚴嵩《鈐山堂集》、阮大鋮《詠懷堂集》,其詩“恬澹自持”、“不乏風人之致”,就詩論詩,二人的詩品頗高。李慈銘《越縵堂日記》謂嚴嵩“似亦非喪心病狂者,使不及敗而早死,復無姦子,亦足安其丘壟”(咸豐庚申十月初六日)。阮大鋮是個極熱衷於功名富貴的人,但當他被東林黨所斥棄,匿居十七年,心境也許能有所變化,那些恬退閒適的詩歌,很難說都是情僞之作。況且人是會隨環境而改變的,嚴、阮後來利欲熏心、敗壞朝政,蓋棺定論,自是罪不可逭,設想兩人一生困守山中不出,其心之真僞難知,又誰能判其詩作的真僞呢。胡先驌《讀阮大鋮詠懷堂集》一文中,指出阮詩“其言不由衷”,錢鍾書《談藝錄》亦謂“阮圓海欲作山水清音,而其詩格矜澀纖仄,望可知爲深心密慮,非真閒適人寄意於詩者”,胡、錢事後之言,自當抱有成見。
偶然寫詩作僞以欺世,或有可能,但不可能長期甚至一輩子寫詩都在作僞自欺。真正的“詩”,好詩,在行家眼中,是作不了僞的。
又如清末詩人樊增祥,私生活尚稱嚴謹,旁無姬侍,而性耽綺語,好作豔詩,故有“樊美人”之稱;汪精衛晚節不終,然其爲革命者時有“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之句,樊、汪之詩,皆當時性情之作,恐非作僞。當代亦有學者,詩詞陳義甚高,沖澹清遠,迥出凡塵,而其人卻頗好名利,是以社會上嘖有煩言,但我相信他那些被認爲是作僞的詩也可能是真心的,那是以“向上一路”自詡的詩人希望達到而實際上未能達到的理想之聖域。如陳衍《何心與詩敘》所云:吾嘗謂詩者,荒寒之道,無當於利祿,肯與周旋,必其人賢者也。”此外,當九縣飆回、三精霧塞之日,詩人出於種種原因,或有違心之作,實不得已而爲之者,當非有意作僞,後世亦應察而諒之。
元好問知道詩人也可能有情僞之作,故有心聲失真之歎,而其論詩,則主詩人須心眨徽,則“言無所本”;學詩,則以“無爲正人端士所不道”自警,是以季惟齋箋曰:“言詩人之心,必以中正爲繩尺。”要“以意逆志”,當先設定詩人之心中正,情是真情,詩是真詩,否則一切皆爲妄作。如王嗣奭《杜臆·杜詩箋選序》評杜甫所云:“一言以蔽之,曰‘以我爲詩’,得性情之真而已。”詩中無“我”,即非真詩。學詩者亦應正心意,把詩人中正之心、真實之情以傳達給讀者。
盡管詩人的詩心難測、本意難明,但歷代的注釋家還是鍥而不捨,努力追尋。不過,注釋還是有別於考證的。考證靠實學,靠材料,一時未能弄清楚的問題,有朝一日或會真相大白,而詩人的本意,藏於一己的心中,其在文字中所表現的,也許衹是柏拉圖所說的“洞穴中的人影”而已。詩人的原意,有時也會隨考證的深入而顯現出來。洪業《杜詩引得序》云:“考證之學,事以辨而愈明,理以爭而愈勝。”一些詩人詩作,經過千百年來的學者深入的探索,原來比較隱晦的詩旨也逐漸明晰,一些新材料的發現,一些前人所未注意到的證據的獲得,使一些本以爲不可解的詩得到確解,使一些錯誤的解釋得到糾正。然而,詩人創作時在感情上的昇華,語言上的美化,導致詩歌的內容與現實甚至有很大的不同,研究者據以考索時亦不可不慎。
王國維《浣溪沙》詞云:“本事新詞定有無,這般綺語太胡盧。燈前腸斷爲誰書。   隱几窺君新製作,背燈數妾舊歡娛。區區情事總難符。”這也許是作者對他的詞集的一份“說明書”吧。他要向讀者說清楚,特別是要向後世的箋注者說清楚:不必細細推求每一首詞的“本事”。因爲,一,詞中的綺語可能是美人香草式的譬喻,逐句坐實之,則會弄出笑話;二,即使是真的寫戀情,也容許有藝術加工,不一定與事實全符。對詩歌的理解,不能過於執著,活法成了死語。黃庭堅《病懶》詩:“乃知善琴瑟,先欲絕絃尋。”《荊南簽判向和卿用予六言見惠次韻奉酬四首》其四又云:“覓句真成小技,知音定須絕絃。”要作古人的知音,必須絕絃以尋,“絕絃”二字,道盡妙悟之意,箇中消息,政復難道。上文反覆論述,不嫌瑣屑,亦僅說明詩心雖難知而應力求知之而已。

二 學者、詩人應懂得聲律、吟詠,以利創作。
注釋詩歌,有特殊的專業方面的要求。其中最基本的一點,就是學詩者必須懂得“聲律”。《文心雕龍·聲律》云:“夫音律所始,本於人聲者也。聲含宮商,肇自血氣。”“故言語者,文章關鍵,神明樞機,吐納律呂,唇吻而已。”古時詩樂相通,詩教溫柔敦厚,樂教廣博易良。《論語·泰伯》云:“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王夫之《夕堂永日緒論內篇序》亦云:“樂語孤傳爲詩”,“明於樂者,可以論詩”,後世詩樂雖亡,格律猶在,格律可謂今之詩樂也。遵守格律,即明於樂,惟其守律,乃得立禮,方可論詩。《文心雕龍·聲律》又謂音韻不調者“猶文家之吃”,學詩者不明格律,則聾且吃矣。李東陽《懷麓堂詩話》謂“詩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聲”,解詩者亦當如是。具眼,是識力,鑑別能力;具耳,指能解音律。具眼,自是不言而喻;而具耳,如分辨聲調之陰陽平仄,徐疾抑揚之類,於古人爲常識,於今人則知者鮮矣。
詩詞格律的核心是平仄與叶韻。古人爲詩,重“聲情”合一,沈約“四聲”之論,影響深遠。
唐代以還,詩家對格律尤爲講究。陳寅恪《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云:“若讀者不能分平仄,則不能完全欣賞與瞭解,竟與不讀相去無幾,遑論仿作與轉譯。”又云:“若讀者不通平仄聲調,則不知其文句起迄。故讀古書,往往誤解。”平仄相間,所謂“一隂一陽之謂道”,可體會到漢語的精微之美。周祖謨《陳寅恪先生論對對子》一文云:“平仄互相更迭,音調自然悅耳。如果不瞭解平仄,那就是很難領略作者的用心,其中用詞之美妙處也就無從欣賞了。”又如張志岳所云,如果不懂得詞的格律,“那你對於作品的感受,衹能是膚湹摹⒉蝗娴模酥潦清e誤的。”懂得平仄,熟練地分別平上去入四聲,可以說是學習詩古文辭乃至一切傳統學問的先決條件,更是每一位古典文學研究者應具的基本技能,若不辨此,有似於音樂評論家不識音階,自然談不上去欣賞及評判作品。很難設想一位不懂平仄格律的大學教師,是如何向學生講解“永明體”的特點、初唐律詩的形成、唐詩宋詞在格律上的差異等常識問題的。
 
吟詠諷誦,以見義理
在下筆之前,還要逐篇誦讀。頭口皆動,耳目並治,可增強記憶力與理解力。常言曰“讀書”,書,就是要“讀”的,而不光是“看”的;而詩,則是要“誦”、“吟”、“詠”、“歌”的,而不光是“讀”的。
《周禮·春官·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鄭玄注:“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孟子·萬章下》:“頌其詩,讀其書。”孫疏:“頌歌其詩,看讀其書。”《詩·周南·關雎序》云:“吟詠情性,以風其上。”孔疏:“動聲曰吟,長言曰詠,作詩必歌,故言吟詠情性也。”韓愈《進學解》云:“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朱熹謂“大凡讀書多在諷誦中見義理,況《詩》又全在諷誦之功,所謂‘清廟之瑟,一唱而三歎’”,“讀《詩》正在於吟詠諷誦,觀其委曲折旋之意”。(《朱子語類》卷八十)黃宗羲《孟子師說》亦云:“古人所留者,惟有詩書可見。誦讀詩書,正是知其人、論其世者,乃頌讀之法。”
吟誦,有如梵唄清音,洞經吟唱,皆古樂之遺意。誦,即以古代讀書音唸頌,是以讀書又稱爲唸書。吟,謂曼聲吟詠。古人寫詩,不厭百回改,改罷長吟,自我欣賞。詩,爲詩人思想、感情、學養的精華所聚,學詩者應以敬慕之心,目、口、耳三官並用,辨清每字的讀音,因聲求氣,誦讀原作。在誦讀的基礎上,進一步掌握傳統的吟詠方法,依平仄聲調行腔使氣,注意每字聲調的高低長短,節奏變化,鏗鏘和協,聲入心通,體會其音律之美,感知其藝術魅力。
吟誦,尤宜以母語方音爲之。古人亦如此,洪興祖《楚辭補注》謂隋僧道騫善讀《楚辭》,“能爲楚聲,音韻清切。至唐傳《楚辭》者皆祖騫公之音。” 因普通話無入聲,讀詩時尤須注意。本人曾聆聽葉嘉瑩吟誦,於入聲處故作促音,此亦一法。今人與古人有了語言上的聯係,同聲相應,建立了感情,成爲異代“知音”,纔能再談對詩意的理解。新文化邉俞幔难酝顺鰵v史舞臺,在新派作家筆下,吟誦詩文者,皆是搖頭晃腦醜態百出的落伍老朽形象。學者、詩人,鮮知誦讀之法,八十年前,錢基博已稱之爲“當代之絕學”,吟詠一事,如今更成所謂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罕有傳人,而日本、韓國能漢音、唐音、宋音、吳音吟誦詩文者卻數以萬計,靜言思之,良可歎惋。
 
文科學者應能詩
有詩學,還要有詩功,是以解詩者最好能詩。義理、考據、辭章三者不應偏廢,作爲重中之重的辭章之學,在現代學術體系中已無立足之地,既不能爲古文,亦不能作詩的文科教授、專家,比比皆是,這不能不說是當代學界的悲哀。
詩,是歷代文化精英智慧的結晶;詩,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極致;詩,備於天地人之大美;詩,蘊蓄著足以化育世道人心的人文內涵。“不學詩,無以言”,古人論學而知詩,論詩而知學,所謂“學詩”,當包括對詩歌的學習、創作和研究。《論語》篇首就是“學而時習之”五字,不“習”,焉能爲“學”? 《禮記·學記》亦云:“不學操縵,不能安絃;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詩,是要去體悟的。有體驗,方能悟入。沈德潛《說詩晬語》謂“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學識,斯有第一等真詩。”遺憾的是,世間第一等真詩,容      或有之,但要求得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學識的研究者,在當代,戛戛乎難矣。
詩道,是君子養成之道。學詩的人,要努力成爲君子,有高尚的人生目標,有“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的擔當精神,雖天地崩坼、世變蒼黃之際,詩道尚确然獨存。文以載道,寫詩時不懷說教的動機,而有教化的效果,(旨在載道說教的詩,如理學詩、禪詩、新樂府等,難臻一流之列。),《易·賁·彖傳》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以古人重視詩教,溫柔敦厚,調理心性,變化氣質,移風易俗。學詩者能詩,更能明其“興觀群怨”之旨,以傳達給讀者。今人通過學詩,潛移默化,感受高貴的文化傳統,養成優雅純粹的心智,追求個人道德的完善,形成“與天地參”的高尚人格。精神上受到教益,自能加深對傳世詩歌的理解;通過學詩,轉變固有的白話思維方式,而代之以文言思維、詩性思維,既要認識到詩人思想感情中符合理性、邏輯的一面,更要認識到詩歌語言中獨有的非理性、反邏輯的一面。是以學詩者能詩,當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言詩者不能詩,能詩者不言詩,每爲論者所譏。陳衍《詩品平議》議鍾嶸,其詩篇“未聞傳其隻字,存其片羽”,“風雅一道,尚何足論說短長,是非丹素?”張爾田《鮑參軍詩補注序》:“蓋善詩者或不善解詩,不善詩者又或假解詩掩其不善詩,說古之詩如牛毛,求今之詩乃麟角。”能詩者,經過長期的體究,對箇中甘苦能深切領略,所謂“得失寸心知”,詩歌體製源流了然胸中,掌握作詩的法度,熟悉各種技巧,知道詩人是如何去寄寓自己的感情,並能理解其審美趣味,對詩歌別有會心之處,方有深造自得之言,即葉燮《原詩》所謂“能深入其人之心,而洞伐其髓”者,學詩者若無呫嗶操觚之能,又焉知其人之道心詩髓?如“古雅”,是古典詩歌重要的“形式之美”,王國維《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一文指出,古雅之判斷,是後天的、經驗的。學詩者如無實踐,則難以取得此經驗,作出正確的判斷。法哲伏尔泰云,惟有詩人心靈方能解詩。如李賀、李商隱的某些詩歌,無論在創作意識還是手法方面,都是最接近所謂“現代性”的,不宜於學者作理性分析,而詩人衹憑直覺感悟,往往就能直接與作者精魄相通。

 學者、詩人應懂得注釋詩歌

注疏箋釋,是古典之學,是中國傳統治學之道。要做好注釋工作,應有歷史感和使命感,懷抱道心,志在千古,視之爲立言之業。孔子自謂述而不作,朱熹《論語集注》云: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注釋之事,亦近乎述,其功雖不及作,而其難度,或有甚於作。皆以注書爲美事。不應把注釋之學衹看作是一種手藝之學,要懷著虔敬之心,視之爲心靈之學。
注釋之學,在某些當代學者眼中,不是科學,治詩詞者亦有認爲箋注是雕蟲小技,僅翻書摘錄、檢索電腦而已,非學術研究,故不屑爲之。注詩大家錢仲聯也聲言箋注是我的副業,其心中似乎亦認爲箋注低於教學研究一等,而錢氏一生最重要的學術成就仍是詩詞注釋。近年高校形成一套模式化的考覈基制,在種種功令禁格中,箋注之作甚至不算是所謂的科研成果,一個注本的得分往往不如一篇論文,這使得不少有志於此道的中青年學者感到喪氣,望而卻步。
陳式《重刻昌谷集注序》云:世固無有不能注而能學者。能注詩,亦意味著必先把詩讀通,並有能力進行注釋,纔能成爲合格的學者。是以注家必須端正態度,認識到注釋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並以最大的決心努力完成。爲古人詩作注,要懷有站粗模抡亓ⅹ毿校粻憰r風所左右。
 
廣義的詩歌注釋,具體內容大概可歸納爲以下九個方面:
一、訓詁字詞。包括對字音、字義以及名物、地理、職官、典制等方面的解釋。
二、揭示用事。包括使用典故及化用成語
三、考訂史實。史事的考辨、訂證。包括詩人所處的時代、創作背景及其生平事迹、經歷、交遊等。可編纂年譜
四、疏解詩意。疏通文字,解釋詩句,闡發奥義,揭露心志。亦可作串解或今譯。
五、探求詩法。包括字法、句法、章法以及各種修辭手段。
六、評論賞析。包括圈點、眉批、題解、評述、議論、鑑賞等。
七、補漏辨正。詩歌文本的輯佚及各種資料的彙輯、補輯、辨析、糾謬、辨僞、訂正等。可編纂資料彙編
八、校勘文字。搜集版本,條列異文,審定正誤。可出校記
九、闕疑待考。有疑未決,則付闕如,標明待考,以俟後來。
以上九項,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關聯的。注釋的要點,約言之,不外是解釋與評論兩端,而注釋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作品中蘊涵的原意。

師法前人。初學注釋者,最好先有老師指導,指示門徑,然後遍讀歷代有關注釋方面的名著,吸取前人經驗,總結出一套方法。切勿自恃聰明,不屑學古;冥行擿埴,必無所成。《毛詩傳箋》向被學者認爲是治經者首選之書,也是有志於詩歌注釋的學者必讀的入門書。鄭玄《詩譜序》云: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詩》乃國詩之原,《毛傳》乃詩注之始,張之洞《輶軒語》云:先師旌德呂文節教不佞曰:欲用注疏工夫,先看《毛詩》。’”劉聲木《萇楚齋五筆》卷七引其說,謂《毛傳》粹然爲西漢經師遺文,更不易得,欲通古訓,尤在於茲。”“最切人事,義理較他經爲顯,訓詁較他經爲詳。其中言名物,學者能達與否,較然易見。”“《詩》義該比興,兼得開發性靈。又引茅謙《學詩堂經解序》云:聞之先師柳賓叔先生言,治經必先治《毛詩》。蓋經義隱奧,寓諸訓故,訓故不明,則典制無從考見,而先聖王之微言大義,皆以盩戾而不能通。所謂知源流,明訓故,言名物,識比興,考典制,顯義理,發性靈等等,皆爲注釋之要義,解詩者亦當以此爲務,若不解此,貿然而爲之,則難免舉鼎絕臏矣。《毛詩序》說明每首詩的內容,鉤玄提要,綱舉目張,亦堪爲學詩者取法。
黃侃《文心雕龍札記》云:李善之注《文選》,得自師傳,顏籀之注《漢書》,亦資薪猓莿t尋覽前篇,求其根據,語能得其本始,事能舉其原書,亦須年載之功,豈能鹵莽以就也。李善之注,可爲百世之法。

 要正確理解詩意。
當然,真正領會詩人最深層的用意,實在很難,但下筆前至少要把詩歌字面上的含義了解清楚,一詞一句,是什麽意義,全詩是在說些什麽。這最低的要求,看似尋常,要做到卻也不易。前人常說,讀書從識字始。要明語源,始於字詞的訓詁,弄通每個字詞的意義。注釋者必須逐字逐句喫透,句櫛字比,每個字詞都不可輕易放過,生字僻詞,固然要重視,但出問題的往往是看似普通的字詞。字有多音,詞有多義,要落實到具體一首詩中,此詞是何音何義,須要結合全句以至全詩的語境判斷。句中的虛詞尤應注意。解決了字詞的問題,進一步理解句意。大多數詩句,字面上的意義一覽可了,如果覺得句子讀不通,原因大概有二,一是自己真的不理解,二是句子或有誤字。兩種情況都是問題,不可輕易放過。對前者,衹能認真思考,多方檢索,弄清楚字詞、典故,真的不懂,最後還是請教他人。對後者,則要認真校讎,對勘版本。理順句子間的關係後,以自己的心思去重組全詩,在把握整體的基礎上纔開始正式動筆工作。
《後漢書·鄭玄傳》所引鄭玄戒其子益恩之書云: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二語已把箋注的目的闡述得很清楚:一是要把原作者的元意表述出來,二是要把各家各說加以整理,以成自己一家之言。整理和箋釋經典,是鄭氏的志願,也是他畢生從事的工作。
元意,即原意,本意,是詩人創作時所確立的主旨。孔子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認爲語言、文字是有意圖的,注釋家也希冀與作者的意圖同一,並傳達給讀者。章學铡段氖吠x·史注》云:古人專門之學,必有法外傳心。故史注可明述作之本旨,其爲用甚鉅。詩歌注釋也是專門之學,所傳者唯詩人之心志而已。詩,是很奇妙的文體,即使能認識每一個字,弄通每一個典故,考證出每一個有關史實,還是不一定能真正理解詩意。王夫之《薑齋詩話》卷上云:作者用一致之思,讀者各以其情而自得。張爾田《玉谿生年譜會箋》卷四云:同一詩也,此解之而通,彼解之亦通,則無爲定論。同一詩,理解亦因時因地因人而異。勃蘭兌斯《十九世紀文學主流》云:文學史,就其最深層的意義來說,研究人的靈魂,是靈魂的歷史。然而企圖用學術的方法來復活那個已逝的世界,已是奢望;企圖返回歷史的原點,還原古人的真實生活及思想,更屬妄作。
學詩者衹能努力進入詩人之精神世界,盡可能去理解其主體意識,揭示隱藏在詩句深處中的孤獨的靈魂。至於能否確立客觀的、標準的詮釋?當代學者似乎是一邊倒地作出否定的答案,而在中國古代所有的注釋家都在做那似乎是不可爲的事情。
詩人的本意,有如謎底般深藏於捉摸不定的言辭中,《詩·蒹葭》云: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惝恍迷離,可望而不可即,這也是每位讀古詩者都會有的感受。鄧實《謝皐羽〈晞髮集〉後序》云:談勝國事,輒悲鳴不勝,所爲詩文,多廋詞隱語,人莫能識,而大抵皆傷心之作。代異時移,百千年後的學詩者、讀者,對這些廋詞隱語又能猜到多少?古人諸多辯論,其中不少在今人看來,是顯得那麽偏執,那麽可笑。
而今,當代詮釋學的理論輸入中國,學者們掀起向西方學習的熱潮,對傳統詩歌文本展開新一輪的探索,並努力建構出現代意義上的注釋學體系。也許是因爲知道本意難尋,學者們放棄揭穿謎底式的努力,轉以產生新的意義爲目的,原詩在詮釋過程中靈魂轉世重生。文本已被徹底操控,全失本真,化身千萬,不斷輪回,擾擾攘攘,重入春夢。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當代以解構精神顛覆傳統的後現代主義者,是否真的如小說家高陽所嘲笑的,企圖用一把歐美名牌的鑰匙來開中國描金箱子上的白銅鎖呢?在批判或否定傳統注釋學的同時,是否也想到,他們也將會落入那輪回不息的怪圈中呢?
所謂本意,也因時因地因人而異,有的詩歌原意是非常分明的,一望可知的,有些是原意隱藏在詩句中的,有些原意是模糊不清的,也許作者本來就沒有什麽很確定的原意,詩歌是一種很特殊的文體,詩人創作時衹是一剎那間的靈感,如王世貞《藝苑巵言》卷一所謂信手拈來,無非妙境者。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提出機神之說,謂機者無心遇之,偶然觸之神者人功與天機相湊泊,是以其義在可解不可解之間詩的語言,有時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反邏輯的。詩句的結構,有而無定,因而不能套用當代白話語法去分析它。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詩中所表現的,每是一種意象,一點感觸,目擊道存,天然妙悟,惟妙手方可偶然得之。若學詩者過於追求原意,一定要作出明晰確定的解釋,往往求深反湥箫@反晦。
蘇軾《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其一云: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袁枚《隨園詩話》卷七云:此言最妙。然須知作此詩而竟不是此詩,則尤非詩人矣。其妙處總在旁見側出,吸取題神;不是此詩,恰是此詩。此語甚益人心智,解詩必此詩,定知非解人。箋學詩者當由此悟出,如果一個詩人,每首詩都是爲時、爲事而作,他往往就不是真正的詩人,翻開每一個詩人集中,更多是即景生情,興感而作的,即使杜甫也不能每飯不忘家國,元、白詩也不全是合爲時而作的。劉將孫《新刊杜詩序》云:自或者謂少陵一飯不忘君。於是注者深求而僵附,句句字字必傅會時事曲折;不知其所謂史、所謂不忘者,公之於天下,寓意深婉,初不在此。”“第知膚引以爲忠愛,而不知陷於險薄。凡解詩尚意者,又蹈此弊,而《杜集》爲甚。可謂語語中的。甚者如姚正燮之注李賀,一部《昌谷集》,被解釋成篇篇皆忠君愛國之辭,這更是無法使讀者信服的。仇兆鼇《杜少陵集詳注·自序》所云得作者苦心於千百年之上,发千古之覆,固然是所有學詩者的最高目標,但能有幾人真正做到呢?杜甫《偶題》詩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也許衹有作者纔能真正知道詩歌創作動機以及用意。
即使詩人自己,事隔多年之後,要重檢當時具體情事,恐亦多已淡忘。本人喜好作詩填詞,最怕的是別人要求講解己作,曾有學生持我數十年前所寫的詩詞詢問,是否有什麽微言大義在焉。我執卷重讀,有如夢影波痕,茫然悵然,無言以答,也就衹能一笑而已。因爲自己有時也無法明確其中的原意,這在他人看來是不合情理的,但我相信,每位真正的詩人詞人都會同此感受。有時候,詩,還可以略說一二;詞,衹能是緘口不言,詞的本意,比詩更爲空靈縹緲,更難以捉摸,王煥猷《小山詞箋自序》云意常爲無定之意,言亦爲無定之言,期夫後人咀含玩味,申其意於千載之下耳,然人意本已難測,何況是詩詞之意,何況是千百載前的詩人詞人之意呢!
 學詩者衹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欲求何永紹《昌谷詩注序》所謂以千載以下之注,印千載以上之心,其難可知矣!如杜甫名作《哀江頭》結語: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望城北。末句雖似字面溄湟怙@豁,卻古今解者紛紜。陸游《老學庵筆記》云:言方皇惑避死之際,欲往城南,乃不能記孰爲南北也。錢謙益駁之云:沈吟感歎,瞀亂迷惑,雖胡騎滿城,至不知地之南北,昔人所謂有情癡也。陸放翁得以避死怕惑爲言,殆亦浅矣。陳婉俊《唐詩三百首注》又云:往城南潛行曲江者,欲望城北,冀王師之至耳。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云:少陵以雖欲歸家,而猶回望宮闕爲言,隱示其眷戀遲回不忘君國之本意矣。錢鍾書《管錐編》又云:杜疾走街巷,身親足踐,事境危迫,衷曲惶亂。此外,有謂爲心念朝廷者、對故國的眷念者,不一而足。能自圓其說者,即成一家之論,至於杜甫本人當時的用意,實難言之。
葉燮《原詩》云:古人或偶用一字,未必盡有精義,而吠聲之徒,遂有無窮訓詁以附會之,反非古人之心矣。一字一句如此,一章一什亦應作如是觀。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之雖讀者未必無此意,而作者亦未必定有此意以及譚獻《復堂詞錄序》之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讀者之用心未必不然等語,不應成爲附會妄解者的口實。
詩人認識到語言在表意上的不確定性,故意在詩歌中哂盟娀云谠谝皇自娚踔烈痪湓娭斜磉_多層意思,使詩歌的形象顯得更豐滿。學詩者在解詩時,切勿膠柱鼓瑟,呆板片面去理解,把本來就是朦朧的詩意轉化爲清晰固定的文字,也是一種誤導。許尹《黃陳詩集注序》云:雖然,論畫者可以形似,而捧心者難言;聞絃者可以數知,而至音者難說。天下之理,涉於形名度數者,可傳也;其出於形名度數之表者,不可得而傳也。昔後山《答秦少章》云:僕之詩,豫章之詩也。然僕所聞於豫章,願言其詳;豫章不以語僕,僕亦不能爲足下道也。嗚呼!後山之言殆謂是耶?今子淵既以所得於二公者筆之於書矣,若乃精微要妙,如古所謂味外味者,雖使黃、陳復生,不能以相授,子淵尚得而言乎?學者宜自得之可也。此深識詩道者之語。無論言外之意抑或象外之意,猶輪扁斧斫所成,心中所有,即至親如子女亦不能言傳。詩之味外味,亦衹能由讀者各自修行親嚐領略了。
前代注家,力求探原意,識詩心,以意逆志,而清代注家則更强調作品的實體價值和歷史意義,在注釋中,重事實,重證據,知人論世以史證詩。詩注中融合了音韻、訓詁、校勘、輯佚、考證、辨僞等學問,體現了注釋家多方面的學術修養。

 要明詩法
所謂詩法,是指詩人創作的技法和規律。詩法多端,如章法、句法、字法、用典、煉意,比喻、點化等。
祖述,是學習和掌握詩法的要義。可以從三方面去理解:一是擬古,摹擬前人的體裁和風格;一是學習前人的法度,仿效句法,蹈襲成語;一是襲用前人作品的内容和意境。大手筆如杜甫、韓愈,既力求語必己出,也明白學習並哂们叭嗽娨庠娬Z也是創作的良法。如胡應麟《詩藪》指出的,江淹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源於曹丕的朝與佳人期,日夕殊未來和謝靈运的圓景早已滿,佳人猶未適孫奕《履齋示兒篇》謂杜甫《春日憶李白》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即孟浩然何時一杯酒,重與李膺傾之體,《江邊小閣》薄雲巖際出,孤月浪中翻,取何遜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之句法。梁、宋、魏三代詩人,體格不同,然愈衍愈工,後人化用前人詩意,點鐵成金,青出於藍,精益求精。
用事,是古典詩文創作最主要的語言藝術技巧,是詩法的核心,也是注釋的重點。方回《瀛奎律髓》云:此但爲善用事,亦詩法當爾。用事,近世習慣稱爲用典使典。用典,是一種繼承,是對傳統的認知和尊重。所謂,本指簡冊,可爲典範的古書;所謂,是指古代的故事,成例。詩中所用的典故,有所謂的事典與語典,事典,指詩歌所哂玫墓糯浼墨I中的故事,亦稱掌故,即所謂古典。語典,指經詩家所化用的前人詩句及用語。用事,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使用典故,二是化用成辭” (或稱成語”“成言),即指引用的古書中故事及有出處的詞語。以典故況喻現實,有學者認爲屬於詩歌的”“手法。用事作爲一種修辭手法,蘊含著深厚的傳統文化內容,涵育著千百年來的詩人,成爲詩家必須掌握的重要詩法。用事,又稱使事、引事、隸事、事類。內涵與用典相近,但外延則大於用典。對詩中之用事若不明瞭,則無法正確理解詩意,讀如不讀,故學詩者須一一注明,令疑難渙然冰釋。
詩法是後人總結出來的,好詩,絕不是依賴繁瑣的詩法作出來的,詩人的天賦、才情、閱歷等纔是決定因素。《金剛經》云:無有定法,又云: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法愈多而弊愈多,詩論家津津樂道的詩法反而成爲真詩人的夢魘了。

 

陈永正(194112— ),字止水,号沚斋。男,原籍广东省茂名高州市,世居广州。1962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广州市第三十六中学语文教师。1978年考取中山大学中文系古文字专业研究生,198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留校工作。现为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研究员、中文系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华南文献研究中心主任,中山大学岭南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第四、五届副主席,广东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华诗教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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