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振振 1950年3月生，江苏省南京市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特聘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外国学者“中华文化研究奖学金”指导教授，兼任中国韵文学会会长、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词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美国中华楹联学会学术顾问、全球汉诗总会名誉理事等。
寒 食
〔唐〕韩翃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关于“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清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曰:“此诗作于天宝中，其时杨氏擅宠，国忠、銛与秦、虢、韩三姨号为五家，豪贵荣盛，莫之能比，故借汉王氏五侯喻之。即赐火一事，而恩泽先沾于戚畹，非他人可望，其馀锡予之滥，又不待言矣。寓意远，托兴微，真得风人之遗。（《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册，第334页）
清吴乔《围炉诗话》卷一曰：“唐之亡国由于宦官握兵，实代宗授之以柄。此诗在德宗建中初，只‘五侯’二字见意，唐诗之通于《春秋》者也。”（同上，第 498 页）
清孙洙《唐诗三百首》卷八曰：“唐代宦官之盛，不减于桓、灵，诗比讽深远。”（中华书局1959年版，卷八，第5页）
清管世铭《论文杂言》曰：“只说侯家富贵，而对面之寥落可知，与王少伯‘昨夜风开露井桃’一例，所谓‘怨而不怒’也。”（《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册，第1566页）
高步瀛先生《唐宋诗举要》卷八曰：“《汉书·元后传》：河平二年，成帝悉封诸舅：王谭为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红阳侯；根，曲阳侯；逢时，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谓之五侯。又《后汉书·宦者传》：桓帝封单超新丰侯，徐璜武原侯，具瑗东武阳侯，左琯上蔡侯，唐衡汝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谓之五侯。唐肃、代以来，宦官擅权，后汉事讽谕尤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下册，第812页）
喻守真先生《唐诗三百首详析》曰：“《西京杂记》：‘寒食禁火日，赐侯家蜡烛。’又唐《辇下岁时记》：‘清明日，取榆柳之火以赐近臣。’《后汉书·宦者传》‘桓帝封单超新丰侯……世谓之五侯。自是权归宦官，朝政日乱矣。’此诗大意是在讥刺宦者的得宠。……不说别处，偏说‘五侯家’，则是明指宦官之得宠，而能传赐蜡烛。寓意深刻，不加讥刺，而已甚于讥刺。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怨。’这种诗，就是兴怨的一种。”（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3－224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唐诗选》上册曰：“《唐辇下岁时记》：‘清明日取榆柳之火以赐近臣。’烛用以燃火，元稹《连昌宫词》所谓‘特敕宫中许燃烛’的便是。时方禁烟火，可是宫中传烛以分火，却先及‘五侯’之家，这是因为他们近君而多宠。五侯’，指宦官。《后汉书·单超传》载：桓帝封单超新丰侯……唐衡汝阳侯，因诛梁冀及其亲党有功，‘五人同日封，故世谓之五侯’。唐肃宗、代宗以来的宦官，权盛可比汉之末世，朝政日乱，韩翃对此深致忧愤。这首诗借汉讽唐，寓意明显。”（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49页）
刘永济先生《唐人绝句精华》曰：“传蜡烛：《西京杂记》：‘寒食禁火日赐侯家蜡烛。’《唐会要》：‘清明取榆柳之火以赐近臣，顺阳气。’五侯：《后汉书·宦者传》：桓帝封单超新丰侯……故世谓之五侯。此举后汉寒食赐火事以讥讽唐代宦官专权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3页）
沈祖棻先生《唐人七绝诗浅释》曰：“这是一首讽刺诗，也是借汉事以喻唐事的。据《西京杂记》所载，寒食那一天，虽然全国都禁火，但皇帝却赏赐封侯的贵族们以蜡烛，特许照明，以示恩宠。此诗即借古喻今，以见皇家恩泽，只及上层。即使是生活中的小事他们也是拥有特权的。”“五侯本是汉朝典故。西汉成帝时，外戚王谭等五人同日封侯，世称五侯。东汉顺帝时，外戚梁冀的儿子和叔父五人封侯，世称梁氏五侯。桓帝时，宦官单超等五人封侯，也称为五侯。总之，不是指外戚，就是指宦官。韩翃于玄宗天宝十三载（公元七五四年）进士及第，在德宗时以驾部郎中知制诰。这首诗的写作年代不可考。如果是天宝年间的作品，则应是讽刺杨国忠兄妹的，如果是安史之乱以后所写，则很可能是讽刺肃宗、代宗以来专擅朝政的宦官的了。这首诗的特点是用意深刻而表现含蓄。从表面上看，它只是描写了寒食的景色，记载了一件当时在这个传统节日中皇家的一件例行故事，甚至于可以将它看成是一篇对皇帝的颂歌，颂扬他对臣下施加恩泽。在诗人晚年家居的时候，德宗因为欣赏这首诗，还起用他知制诰，起草诏书。可见这位最高统治者是将诗中的讽刺误会为歌颂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30－131页）
按：以上所录各家的解说，或以为此诗讽刺唐玄宗时外戚擅宠，或以为此诗讽刺唐肃宗、代宗以来宦官专权，议论虽然纷歧，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将此诗的宗旨认定为政治批判。笔者愚见，这样的读解似属误会。
关于此诗，曾有一则佳话。唐人孟棨《本事诗·情感》篇载：“制诰阙人。中书两进名，御笔不点出。又请之，且求圣旨所与。德宗批曰：‘与韩翃。’时有与翃同姓名者为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进。御笔复批曰：‘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又批曰：‘与此韩翃。’……时建中初也。”从这则佳话，可以看出德宗皇帝对此诗是大为赞赏的。那么，德宗的文学修养又如何呢？《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下史臣曰：“德宗皇帝……天才秀茂，文思雕华。洒翰金銮，无愧淮南之作；属辞铅椠，何惭陇坻之书。文雅中兴，敻高前代。《二南》三祖，岂盛于兹。”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二《德宗》曰：“帝善为文，尤长于篇什，每与学士言诗于浴堂殿，夜分不寐。”又曰：“贞元四年九月，赐宴曲江亭。帝为诗。……因诏曰：‘卿等重阳会宴，朕想欢洽，欣慰良多，情发于中，因制诗序，令赐卿等一本，可中书门下简定文词士三五十人应制，同用“清”字，明日内于延英门进来。’宰臣李泌等虽奉诏简择，难于取舍，由是百寮皆和。上自考其诗，以刘太真及李纾等四人为上等，鲍防、于邵等四人为次等，张蒙、殷亮等二十三人为下等，而李晟、马燧、李泌三宰相之诗不加考第。”又曰：“帝章敬寺诗‘松院净苔色，竹房深磬声’，时人传诵。帝晚年工诗句，臣下莫及。每御制奉和，退而笑曰‘排工’。俗有投石之戏，两头置标，号曰‘排公’，以中不中为胜负也。杜太保在淮南，进崔叔靖诗一百篇。帝曰：‘此恶诗，何用进！’时云‘奉敕恶诗’。”又，《全唐诗》卷四《德宗皇帝》小传曰：“三令节，御制诗，敕群臣赓和，品第优劣。四方贡艺者，帝多亲试。或有乖谬，浓点笔抹之；称旨，即翘足朗吟，诧宰相：‘此朕门生。’无不服帝之藻鉴焉。”以上诸条中的评论，容或有所溢美，但德宗能诗，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当是不争的事实。《全唐诗》凡载其《中和节日宴百寮赐诗》等十五篇。日本河世宁《全唐诗逸》卷上又据大江维时《千载佳句》，辑其秋夜诗七言二句。童养年先生《全唐诗续补遗》又据《太平御览》卷五九二《文部·御制》引《唐书》，辑其《贞元六年春三月庚子百寮宴于曲江亭上赋诗以赐之》一篇。陈尚君先生《全唐诗续拾》卷一九又据光绪二年刊高锦荣纂《灵宝县志》卷八《艺文》下，辑其《宝应初征史朝义过虢州题僧寺壁》诗一篇。计其传世之作，共十七篇又二断句。这些诗，在有唐一代虽然算不上什么，但像“推诚抚诸夏，与物长为春”（《中和节赐百官燕集因示所怀》），“雨霁霜气肃，天高云日明”（《九月十八赐百僚追赏因书所怀》），“分行左右出，转旆风云生”（《元日退朝观军仗归营》）等句，也还说得过去。试问，这样一位爱写诗、能赏诗的君主，倘若韩翃此诗真的语含讽刺，他能看不出来吗？他会昏到“将诗中的讽刺误会为歌颂”吗？附带说一句，据《本事诗》的记载，我们也只能得出德宗皇帝爱赏韩翃此诗的结论。至于他爱赏此诗的理由，未必就是认定此诗意在“歌颂”。笔者既不赞同“讽刺”说，也不赞同“歌颂”说。“春城无处不飞花”，暮春三月，落花时节，在一般诗人笔下，难免要流露出伤感；而在韩翃诗里，却意兴盎然，的确不同凡响！这就足够赢得人们的爱赏了，不需要“歌颂”谁，也与爱赏者的身份无关。说得更坦率一点，我认为德宗皇帝之所以爱赏此诗，或者只是一位有审美能力的读者对一首艺术佳作的正常反应，而不是一个喜欢听奉承话的君主对一首阿谀之作的特别垂青。
此诗的具体写作年代，既不可考，也毋庸考，因为它不怎么影响我们对此诗的文本解读与审美把握。“五侯”一语，出典有三，或指外戚，或指权贵，或指宦官，我们也无法坐实此诗的取向。唯一通达的做法，是提取这三个出典的“公因子”，不妨宽泛地对“五侯”作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界定：概指统治集团中最有地位、最有权势的那些臣仆。在全国禁火的寒食节，傍晚时分，皇上赐给他们蜡烛，以示恩宠。这当然是一种特权。但封建社会本来就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统治集团金字塔上每个不同的等级都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权，在当时是制度化或惯例化了的，一般也为人们所接受，尽管其多半只是无可奈何的被动接受。也就是说，只要皇帝对于臣下的赐予不越出或不过多地越出制度、惯例所允许的范围，人们一般还是默认的，不至于多么激愤。即如寒食赐烛给朝中显贵的做法，自汉至唐，已成故事；况且它实在是“惠而不费”，并未额外加重百姓的负担。翻用一条成语，是不可忍，而孰可忍？连这种小到不能再小的不平等也难以接受，那在封建社会里真正是没法活了！诗人韩翃为进士出身，此前虽未担任过要职，可好歹也是个封建时代的“官人”，我们不能指望他超越其时代和阶级局限，具有现代社会的人们所应有的民主意识。硬要说他此诗“怨”、“刺”，是不是过分高估了他的思想觉悟呢？有鉴于此，笔者宁可相信，此诗对“五侯”们所获得的荣宠，下意识地怀有几分歆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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